条文与现实碰撞 交法17条与76条的保险之“劫”

  发布时间:2006-12-26 12:23:59 点击数:
导读:条文与现实碰撞交法17条与76条的保险之“劫”题记在围棋棋局中,往往将某种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形谓之“劫”。而对于保险业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者而言,该法第17条和76条自“出生”起,就似…
条文与现实碰撞 交法17条与76条的保险之“劫”

题记

    在围棋棋局中,往往将某种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形谓之“劫”。而对于保险业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者而言,该法第17条和76条自“出生”起,就似乎将双方引入了这种类似“劫”的境地,因为依据该规定,保险公司基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在出现交通事故时,不论当事双方过错与否,都应对遭受人身伤害或是财产损失的一方在该险限额内先行支付保险金。这种改变以往按保险合同依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法律条文,显然不会给保险公司以“保险”的感觉。

    自交法去年5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已发生相当数量的交通事故案件涉及第三者险赔付,法院审理心存困惑,社会争议不绝于耳。人们期待尽快做出针对性的立法,来破解这个法律之“劫”。
“强制”与否,事实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

    造成这种感觉的症结之一,在于交法第17条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规定至今尚未出台。而交法第76条则在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上,直接运用到了第17条所谓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那么在第17条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国务院的具体办法没有出台之前,第76条之保险理赔的诸项原则可否在这个尚不明确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基础上径直运用呢?这两条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之前保险公司已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我们将此问题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高海鹏法官面前时,他坦承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的困境。

    “在该法颁布前夜,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两个小小的条文中,会隐藏这样大的问题。”高海鹏回顾道,“即使在2004年5月实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基层法院就此询问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在交法之下保险公司先支付还是后支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据高海鹏介绍,随着交法实施后相关案件的增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辖的各基层法院在适用这两个条文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有的认定保险公司此前已经开展的机动车第三者险就是新法规定的强制险,而直接按第76条判定保险公司先行赔付;有的则直接依据第17条机动车第三者强制险待定的条款,判定保险公司不按第76条规定的内容承担理赔责任。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使得一中院着手对二条款适用的调研工作,并就此出了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到今天为止,在北京市一中院所辖系统内,对是否强制的认定,我们已经进行了统一,即统一按强制险认定,以避免法院审理过程中的矛盾。但即便如此,就北京市而言,在强制与否的认定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

    法律强制与合同自治的矛盾

    在交法实施之后,随着理赔案件的增多,发现不妙的保险公司开始寻找其他理由进行抗辩,其中一条就是:在交法实施之前,保险公司已办理的机动车第三者险是商业险,而商业险的相关权利义务条款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因此在发生保险事故,进行理赔时,就应当按照合同办理,而不能抛开已有的合同条款,径直按照第76条判定保险公司向受害方履行理赔责任。
针对这一观点,高海鹏谈到了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及泾县法院的两个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认定,在交法实施之后,“被告的保险公司及机动车一方应当按照新法的规定变更保险合同,不能因为被告之间并未依法变更合同而使原告不能享受交法所给予其人身权利的特别保护”。单从内容上看,这都是一个颇值玩味的判词:一方面罕见的径直认定一部交法的制定有当然强令变更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则用立法者的口吻,宣示交法给予车祸受害方“人身权利的特别保护”的立法目的。对错合适与否,姑且不论,但却可以窥见法院填补立法空隙的努力。

    而这些判决的出现,则更在凸现出这部已经生效的法带来的一个衍生冲突———法律强制和合同自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民商事私权关系中被奉为圭臬的原则内容,保险合同亦不能例外。而合同“变更”本身也应当是当事人之间自治的事项,没有当事人意思参与的“变更”应当叫做“情势变更”,只有某种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情形,才可以归纳进去,而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交法的实施,属于不可抗力或是意外事

    件吗?它能直接否定既存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吗?而与此更为密切的问题还有:与车祸受害方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保险公司在具体诉讼中地位到底如何确定?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地方司法机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了事故受害人在起诉机动车方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必须追加该机动车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但是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而言,其当事人地位是否适格实际仍不无争议。另外一个问题是,原有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所谓免赔率等内容是否可以约束非合同当事人的车祸受害者?据高海鹏的调研报告反映,各地法院的判决也仍不统一。

    都是法律不配套惹的祸

    记者在采访某保险业界人士时,他表示,都是法律不配套惹的祸,在他看来第17条已经事实确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还未成立,有待国务院相关条例的出台,而尚在征求意见阶段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更似乎佐证了他的观点。

    就在交法于2004年5月实施前夕,保监会发布了一份“保监会(2004)保监发39号通知”,该通知第二条规定:“5月1日起,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第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强制第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保监会的表态,表明业界实际上已经觉察了立法条文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但是,远远没有估计到其影响会有这么大。

    这个时候,人们回过头来要问,当初在立法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反映出这类的问题?由于相关立法部门就此保持沉默,也许只有静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出台来解决这一矛盾了。但是据了解,这一规定的出台牵扯到法院、交管局、保监会等九个政府部门的协调,因此能否顺利出台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立法的科学化是解决之途

    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应松年教授时,应松年认为立法的科学化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途。在他看来,出现问题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交法实施后暴露的问题实际上颇具代表性,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律与实施条例的同步协调问题。应松年指出,不仅仅是这部法律,实际上在以往制定的很多法律中,都有法律已经实施许久,而配套的具体操作法规、规章仍未出台的问题,只是交法万众瞩目,才使第17条规定中的类似问题如此明显的凸现出来。“不过,我认为即使国务院的相关条例出台,该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也不可奢望能全部得到解决,这是制定法的本质决定的。”应松年认为即使条例规定地再细,也难说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进而认为判例的引入是一个可行的做法,至少可以减少司法运用当中出现过分大的分歧。

    “不过,这需要对整个立法体制做大手术。”应松年补充说。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人与机动车一方之间的侵权关系,以及机动车一方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在司法实践中都不难理解。相对而言,较难把握的是行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当肇事机动车事先参加了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在机动车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诉讼中,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应当处于何种诉讼地位?

    对此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解和作法:

    一、受害人直接起诉“机动车一方”,当后者承担赔偿责任以后,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追偿。

    其中的“机动车一方”,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和民事理论,应是指与行人相对的另外一方当事人,主要是指机动车的所有权人。但如果属于职务侵权,则是指肇事司机所在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如果是雇员为了完成雇主指派的任务而侵权,则是指应承担替代责任的雇主。

    这种观点认为,应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一是行人与机动车一方之间的侵权关系,其二是机动车一方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当行人作为受害人行使索赔权时,其案由是侵权,因此只能依法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至于机动车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而与本案无关。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既无民事法律关系,也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二、受害人直接起诉“机动车一方”,保险公司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保险公司与行人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行人应基于侵权法律关系直接向机动车一方主张权利。但机动车一方是否应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直接决定着机动车一方是否按照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因此行人与机动车一方之间的侵权诉讼的结果,必然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保险公司虽然不是侵权诉讼中的被告,但却因与该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获得了诉讼第三人的身份。

    三、受害人可以把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从而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表面而言,这种做法似乎没有道理,而且经常受到责难。反对者认为,受害人不应直接对保险公司索赔。主要理由是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就侵权关系而言,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人,机动车方才是侵权人,因此应由机动车方向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就合同关系而言,与保险公司签定保险合同并交纳保费的是机动车所有权人。受害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不应享受合同中的权利。当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虽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其性质是合同责任。依照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这是其对被保险人即机动车所有权人的责任,而不是对受害人的责任。因此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受害人把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当然也就没有法律和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受害人应有权直接起诉保险公司。上述观点之不足在于忽视了债权发生的法律依据。依照《民法通则》第84条的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可见债的发生根据有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两种情形。特定当事人之间即使没有合同关系,也完全可能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法定之债。《合同法》所规定的代位权之债就是典型的例证。诚然,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确实没有合同关系,但这只能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合同之债,而不能推而广之,以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债的关系。事实上,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具有法定之债的关系。原因在于:

    1、2004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在不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前提下,法律规定了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赔偿的责任,也即赋予了受害人直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诉权。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3条进一步明文规定:“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失未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也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虽然根据《立法法》,公安部的规定并非法律或法规,而只能属于层级较低的部门规章,但其作为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文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且不构成对上位法的违反,因此关于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参照适用。

    2、《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保险法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其中关于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应属“债权相对性”的例外。

    无须讳言,《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法》所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准社会保险的性质,并且具有绝对的强制性;而后者属于商业保险,法律并未赋予其强制性。即使按照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性规章而在局部地方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也仅仅是相对的。后者作为商业性的险种,在各地普遍存在。但前者作为一种准社会保险,在我国现阶段尚未推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规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首部法律,相关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起来。反对将二者相提并论、从而否定保险公司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规定对受害人直接承担责任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在我国统一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推行以前,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考虑到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险与准社会保险性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间高度的相似性,由保险公司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受害人直接赔偿,显然有利于及时、彻底地解决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实现“分散风险”这一保险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因此作为保险业的最高主管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4月26日发布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4]39号),并明确指出:“中国保监会正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开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简称《条例》)的起草和研究论证工作,”该《通知》还要求各保险公司在《条例》正式出台前,“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该项《通知》,对各保险公司具有当然的约束力。保险公司应当依照该精神,向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直接承担起《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责任。受害人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保险公司依照保监会的规定,不应行使抗辩权。当然保险公司实际承担的责任,不应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限额。至于受害人所蒙受的超出保险公司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则应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由肇事方承担。

(作者:赵建民,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

上一篇:法官讲法----从9个案例看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下一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