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2014 | 一切的风平浪静,一切的汹涌

  发布时间:2015-1-3 19:02:10 点击数:

中国纪事 2014 | 一切的风平浪静,一切的汹涌

2014-12-29 姜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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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说不出的话,看不见的东西,和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你说不出官员为什么会跳楼,看不见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想不到一家以约炮为生的公司也能在纳斯达克上市。


比如从2014到2015年,这一年又过去了。或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是我们创造了时间和纪年,并以此维度为实证。你又务必相信所有的存在都有着相对的短暂和绝对的永恒。所以某些事物并非一定就得属于某一时刻。你能想象的到,一位中世纪的皮匠,为门前堆积如山的马粪而抑郁至死吗?在汽车并未发明以前,在他看来,堆积如山的马粪将淹没一座小镇、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所有关于未来的假设,都显得毫无意义,对待当下投入的人才会显得妥当。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而言,如果它连眼前的权利和尊严都无法保障,却频频对着所谓未来的富强和史无前例即将到来的文明夸夸其谈。那么,它一定不值得众人期待和信赖。


一年时间过去了;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失联的客机仍旧杳无音信;台湾毕竟是台湾;而香港人也还在努力。俄罗斯大妈们手里的卢布越来越不值钱,但是有个慷慨大度的马仔愿意把白花花的票子送过来,难怪她们会撑着肥腰站在家门口逗趣:这个擅长制造仿冒nike鞋和LV皮包的好邻居,难道是上帝在开印钞机吗?我想如果我站在那儿,一定会亲口告诉她们:我们的确很有钱,我们可以在非洲送个三百亿,也可以在美洲送个五百亿,我们可以高价买石油,我们还可以高铁换大米。我们养一个科长的钱,够你们养个内阁总理......诸位大婶大妈们,你们信不信?然后你就会看见越过贝加尔湖的阳光照耀着她们一张张乐不思蜀的麻豆脸。


似乎所有人都在确认着,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处在十字路口的一年。悄无声息的肃整,仿佛运筹帷幄的反贪,以及有些恐惧的氛围贯穿始终。当然你也能从一大堆低俗的互联网新闻中,发现一个那么即熟悉生疏的名词——“法治社会”。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一切又都是暗流汹涌的。当然一切无论平静,抑或是汹涌,这错位的变折,看上去跟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关系。你即不知道明天刮什么风,又无法判断下一个季节的诡诞,即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呼风唤雨,又无从知悉他忽然之间高高坠落的时刻。一切都仅限于北京那个小小的宅门庭院内的故事,仅限于互联网上永无止境的捕风捉影与调侃,仅限于茶余饭后的谈资。


你我沉浸在一道道闪亮的擒拿与砍伐快感中,拍手称赞。无论我多么希望假设时代赐予了我们好的运气,好的人,和好的契机,然而现实咄咄逼人,那与生俱来的体制并不答应——你煮了一碗面,还会有另一碗面。源源不断的。即便如此,这堵高耸的墙也并非牢不可摧,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达成了对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年代所一致的期待?人们如何一致理解生活与尊严,而发出默契的声音。这一切,都在慷慨者面前,显得杳无音讯。变革的场景,往往并非你期待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不顾一切往前走,刹那回眸,却发现最好的年代已然成为过去,甚至那些不堪的历史零碎,都好过这个粗鄙与浑浊的人心乱世。


我厌恶这个年代。它太粗俗了。它说话的方式,做事情的目的,唱歌的声音,它吃饭的样子,建造的房子,甚至人们做爱的逻辑都奇丑无比。


人们习惯用“左”和“右”来评定关于未来的走向,一个未知的走向。在进行备受瞩目的权力交接完成以后,新班子领导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反腐行动。看似破釜沉舟,实则被逼无奈,就像是三十年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改,丢的就会是身家性命。这是什么?这叫道法自然。什么东西,烂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破。当然这是个虚无的观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席卷的是每个鲜活的个体。你、我、我们所有人。


几乎每天你都能看到,有新的官员落马或者被调查的消息,这股史无前例的风暴,甚至刮到了军方和央视媒体。它们时时刻刻显得呕心沥血,为这个国家一副鞠躬尽瘁的样子,同时还为目前的局面充满了愧疚感。仿佛像是在说:嘿,我的父老乡亲们,你看,我一直在尽力啊,贪官这么多,不是我的错啊。


十五年前,你跟我谈反腐(抱歉,我还在念小学。),我可能会觉得来得正好;但是现在,有那么点为时过晚的意思。再说了,对于这个权力解释一切,权力拥有一切,权力也可以毁灭一切的国家来说,反腐并不单单意味着反腐这么一个单纯的问题。再说了,现在什么都坏了,感觉不太好修。现在的困境在于,反腐吧,解决不了太多问题,不反吧,问题会更严重。反也不是,不反更不是。


这一年,所有关于宏大叙述的讨论,无非都集中在往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倒退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是大变的一年,拼接政治八卦和小道小息是庶民的传统,也是庸众的乐趣,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政治其实不在北京,也不在中南海,不在内阁,也不在议会现场。我们的政治在互联网上,在那些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空间,朋友圈,墙外。甚至草榴社区上。它们煞费苦心,特地选在周五发布某个官员落马的消息,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希望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是的nothing is nothing 。它们甚至很猥琐地在某一天,很及时地让你在google搜索上了解到康师傅方便面的秘密情人。然后这些人就会像是一千年前打听宋太祖用什么盆洗脚一样,告诉身边的人:谷刘赵李们,杀得好。这种杀得好,对于大多数底层社会愤怒的人来说,起码有一种安慰的作用,从精神上,逗他们开心一阵子。过了这个劲儿,红是红,黑可能还是黑。


对于一个还有着暴力冲动的社会而言,收到的反馈当然是手舞足蹈,欢呼雀跃,为什么?因为干掉了贪官啊,而且还一口气办了这么多,简直是大快人心。把所有问题都泄愤到贪官身上,这也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全民低智。从表现上看,或者某一个时间阶段来看,大规范的反腐行动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恶疾,但这绝不是一个建设性或者一劳永逸的措施——制度化才是,法治才是。 倘若迟迟没有看到建设性的措施,而是一味为了反腐而反腐,难免带有过多的残酷权斗色彩。当所有人都在为干掉几个贪官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有些不同意,因为他们是体制的共谋者、受益者,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芮成钢们是,刘铁男们是,蒋洁敏们也是,换到另一个法治环境和国家,他们不一定愿意去贪,不一定有机会贪,不一定能贪到。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太阳底下无新事。对于毫无历史素养的人来说,这么一系列大快人心的肃贪简直史无前例,可是稍微检视一下这个古老国度的过往,你就会发现,一边歌舞升平,一边大喊杀掉贪官的朝廷多的是。就好像是在说:"嘿,对不起啊我的子民们,我也不希望国家出现这么多贪官,你看,我一直在杀他们,",甚至搞得还有点委屈的意思。如果这种几千年都在玩的套路,还循环到了现在,不得不说是一种可悲。好的制度大厦不是粗暴切完几个贪官就能完工,正如日积月累的顽疾不是短时间就坏掉的,如其以反贪的形式缝缝补补,不如干点一劳永逸的事。我更希望所有的贪官都能获得赦免,用一种共有的契机去换取他们的赦免,“我们一块儿过好日子”不是更好吗?


2


从新年开始,电视媒体上就充斥着硝烟的味道,日本是这股硝烟一如既往的擦火石,是个永远万能的"出气筒"。民族话题也值得反复兜售,对于很多人来说,像是一瓶地道的二锅头,来劲的很。以前看八路军一拳打死一个排的日本兵,现在电视剧里的八路军个个都长得比好莱坞的明星们还帅气。我们将南京大屠杀称之为”屠杀“,却将成吉思汗式的血流成河膜拜为英雄;我们只记得八年抗战,却对大饥荒和文革缄口不言。死的不都是活生生的人吗?差别怎么就这么大。我们仇视侵略者的残忍,却不知道无缘无故将祖父们批斗至死的都是些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我们生气的时候,就会找这个出气筒发泄莫名其妙的愤怒,砸自己同胞开的轿车,恨不得把人家日本从地球上抹去,这样你就幸福了?就有尊严了? 这一切只能说,我们从未真正厌恶暴力本身,只是希望用一个暴力去对付另外的暴力。


它的电视台,像个泼妇,将卑鄙的直播镜头对准无辜的性工作者。它将镜头对准非洲的动物大迁移,日本的议会现场,阿富汗的炸弹袭击,美国的房屋爆炸,乌克兰的公投......就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装聋卖傻,唯独不能替自己人吼上一嗓子。它拼不了新闻报道的真相与事实,也就只能去卖弄奢华至极的演播室了。树倒猢狲散,前门着了火,必然会牵连后宫,一个个表面上看上去清纯可人的主持人被带走,到了现在人不够用的地步。也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初建筑设计师的深明大义啊,那栋透明大玻璃大楼的姿势,是再合适不过的隐喻。


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7月11日下午被检方带走。几乎同一时间,网络上,微信朋友圈都在讨论着这位仪表堂堂、帅气英俊的官媒主持人。连官媒的栋梁之才都被查了,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他毕业于外交学院,从小成绩优异,甚至在中学课堂上偷读过原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你在电视荧幕上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跟不同的国际级政商经济界大佬们面对面,用娴熟的英文侃侃而谈。常常西装革履,一看就是那种商业杂志封面上成功人士的形象,年纪轻轻就崭露头角。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在证实着一个精英人物的形象——才华横溢,高智商,娴熟老道,懂得配合,常常引章据典,甚至深谙如何在体制内如鱼得水。正如他写过的一本书《虚实之间》。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共谋者,歌颂者,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既然有毋庸置疑的成功,偶然的跌落也并非情理之外的事。所谓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在同一片海里,大家都是网里的鱼。可能有一点比较遗憾,以他的才华,换个地方,照样意气风华做自己的精英,无法就是缺了那么一点人格的东西。


它的人民继续分裂,在普通人与精英群体之间继续演绎着小民与大国之间的悲呛现实。前者一如既往地怯弱,对生存的遭遇充满无奈,或者感激眼前廉价的幸福来之不易。前者平行与家国的宏大叙述,看舞台上的明星代表们幽默风趣,讨论成龙的豹子胆。后者将独善其身全部寄托在赚钱上,赚更多的钱,默默地移民,或者在新西兰奶粉、香港产子、日本食品、美国服装、法国奢侈品上面拓展生活的空间,将生存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你不知道火车站广场是否安全,不知道幼儿园的老师是否善良,步行街是否安全,甚至一瓶矿泉水的质量,空气哪一天会好起来。因为,你从来没有为这些做过什么,从未真正认识到生命、幸福、以及生活本身这些看似虚无缥缈却又必然紧要的东西,从未达成对权利的共识。从未舍得在匆忙混乱甚至没有意义的焦炉面前停下脚步......


权力的上头,总是发出委屈的口吻,意思是说,这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都是下面不听话造成的,都是下面的人造成的。而逃避了它们自身。我们不知道那些莫名其妙的爆发,是发生在公交车上,还是人头攒动的街头,又或者是永远混乱不堪火车站广场。"恐怖主义"开始从遥远,仿佛一下子到了每个人的身边。事件一如往常,很快被平息,被定性,被过去,容不得任何反思和讨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无辜者的名义,一次次承担它们的过错,为它们的自圆其说和傲慢埋单。我们甚至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得到。


有关PX的公共事件,继续发生,遗憾的是,人们参与进来,并非出现良性的一面。它们一如既往地敏感,继续动用暴力而镇压,原本合情合理的诉求,却酿出冲突。参与的民众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获得理性维权的经验,它们也没有在这样的互动中,正视到民意的存在。他们各自都没有将这样的契机变成有效的互动与达成。一方是野蛮的压制,一方还是生硬的抗争。网络及微博继续在这些事件当中,扮演着被动的参与,甚至脆弱而可怜。社交媒体无论如何开放,如何自由,都不能取代某些必要的参与。宪法说"游行示威"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从来没有说微博是,法律说“选票”是民意的体现,从来都没有说在微博上抱怨几声就是民意。它们尽管都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却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是在北京,许多城市的雾霾继续被呼吸,人们第一时间跑到超市去抢购口罩,他们之间相互讨论着哪种口罩的防护效果比较好,而面对所遭遇的威胁,还洋洋得意地感觉到有些侥幸感。兰州爆发水污染,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喝了有毒的饮用水,没有人站出来表达抗议,没有涉事官员被问责,更没有声音讨论事故的原因。人们只是第一时间跑到超市去抢购矿泉水,甚至大打出手。这些甚至在告诉我们,可怕的并非权力,可怕的也可能是他们。因此说,你不能总是埋怨政府,埋怨权力。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这个社会能有今天,并非某一个方面造成的,一定有着人群当中沉默的共谋。台上能有一帮人耀武扬威的表演,也必定全赖台下有这帮观众。因为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政党也好,归根结底,它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当我们在讨论政党或者国家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人。每个人。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多年创造的所谓奇迹,是由权贵资本和廉价制造业驱动的。而真正伦理视角的正直和善良力量,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萌芽和生长。只需要遵循基本的商业和科学规律,非正义的社会也可以快速地经济发展,这并非是一个悖论。体制是什么?是一睹看不见的墙,由权力之手构筑与堆砌。体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彼此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实质——思想品德政治课,每本书都必须拥有书号才能出版,电视台是国家的,电影片头通常都写着出品人"韩三平",不能正常登陆facebook,每天晚上准时开播的新闻联播,你不能到北京参加高考,你会被城管打死,一张户口簿,对你傲慢无礼的公务员,八宝山公墓,北戴河疗养院......你看不见它,它无处不在。


到底是体制造就了愚民,还是愚民成就了体制。恐怕我们正接受着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国家法制化、文明化进程缺乏公众的素质支撑,一方面体制和摆在面前的现实,造就出更多的愚民。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必然。任何一个朝向民主法治进程的国家,光有自上的意愿,或者单有自下的推动,都是徒劳的,它们应当是一个相互良性呼应的过程。因此说,无论何时何地,倘若没有大多数达成的共识,一个社会整体的任何改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社会,永远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不单单是左边的,也不是完全是右边的,不光是精英阶层的,也是底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只有这个”大多数人”有所达成,问题才能成立或者解决。所以,大多数人在哪儿?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五月份,几百人搭乘的航班仍然消失的无影无踪。朋友经昆明回郑州,在昆明停留一天,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警察。各式各样的警察,有武警、有交通警察,有特警,有防爆警察,也公安民警,也有看不见的"便衣"。他们当中有开车巡逻的,也有在路口持枪警戒的,有步行机动的,也有秘密狩猎的。从他们威风凛凛的赞新装备上,你能看出这个国家对此力量的投入与热衷。从昆明到兰州,从兰州到长沙,再从长沙到广州,走在街头,天南海北总会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之中。回顾过去的这一年,用胆战心惊四个字来形容都毫不夸张。我们常常遭受中一种恐惧而心有余悸。我妈每次从家里打来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外面太乱,你少出门。写字的人害怕,因为它们太强大了,哪怕只是有些异议,说些不怎么好听的话,就能轻易将你抹去。街上走的人害怕,说不定无缘无故就会有人挥刀向你砍来,结果就是你死得不明不白。位高权重的人也害怕,你今天吃掉一碗康师傅,明天还会有下一碗康师傅。当官的人害怕,做生意的人也害怕。总之,大家都害怕。


那些自由出入中南海的专家、学者、教授们,带着足够多的正义感和才情,有一种皇亲国戚般的荣誉感;他们像是哺育期的妇女,总是对艰难的时局和笼统的芸芸众生充满怜悯,面对摊开到桌子上的疑难杂症,时刻充满热情,交出一份份设定前提与标签的解决方案。他们为此而付出激情、智慧,甚至代价。然而,在他们宏大的视野当中,并没有普遍而真实的个体。所有善意和怜悯,都像是国家主义叙述下的自我感动和励志。


每年不惜重金,挥掷破费大量共财政,在国外开设数百所孔子学院与课堂,免除学费,赠送学习教材,组织外国学生来华观光旅游。最大的乐趣,无非就是陪一些闲来无事的退休老人和儿童,练练汉字,读读拼音,玩玩剪纸。它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普通人的生活边界继续无休止地被干预。打黄扫非、净网、禁播《生活大爆炸》,甚至连个Gmail邮箱都不让你用。庞大而平庸的官僚团队,始终没能力运用合适的方式管理好本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习惯粗暴甚至蛮横的运动式执法。即便到了今天,你还是能听见他们那些体制化的遣词用句,腐没、僵硬,带着一股土腥味。它甚至用一周的时间,创造了“apec蓝”,什么是apec蓝?apec蓝就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天空气象。据说它们真的骗到了来自英国的记者,参加完APEC的英国记者发回国内的新闻稿件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看起来不错,但从他们首都北京马路上的汽车数量来看,应该是落后国家的水平,可能连坦桑尼亚都不如,有些宽阔的马路上甚至一辆车都没有。”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从上到下,它们自始至终都是这种逻辑——动用庞大的公权力,不惜屡屡侵犯私人权利,去让不计其数的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单位放假,汽车停驶,矿区停产......它们甚至试图决定西北方的吹向,以此来完成一个昙花一现的“apec蓝”。但是当人们遭遇雾霾威胁的时候,它们无动于衷的潜台词仿佛像是在说:去买个口罩吧。


就像是江南之于清朝。胡人当时非常崇拜江南的文化,他们也自知自己是野蛮的,所以非常向往人家那种自然的美学与温雅,把那些园林与小桥流水都让工匠学着搬进了紫荆城。皇帝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去江南微服私访,说白了就是去游山玩水、泡妹子。但是他们即崇拜,也不忘打击你,不让你结社、朋党往来、文人雅集、办书院。乾隆康熙当时学江南的文人雅士们,把自己搞得挺文艺,诗词歌赋什么的样样精通,但是你写一首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他就很敏感,说你对他胡人不敬。所以你会发现到了现在,中国经济上偶然有这个成就,到处去非洲送钱,非常傲慢自负。它非常向往西方国家那种社会氛围,不惜耗费重金搞奥运会世博会,主动买机票让国际友人都来捧场,觉得自己大国很有面子。国际上到处去兜售孔子,办孔子学院教外国退休的老太太认识汉字,其实是为了弥补文化上的自卑感。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它即希望自己在国际上有脸面,获得别人的尊重,不要对它说三道四,又向往那些发达有文化的国家。但是在国内,你办个NGO组织它不同意,你批评几句它不高兴,还要抓你,你出版几本破书,它审查来,审查去,电视节目正儿八经的东西禁播,垃圾低俗的节目各个频道都是。你搞个聚会,聊聊理想和文化,它说你非法集会,再扣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给你弄进去。


3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从日本到香港,从台上到台下,从昆明到台北,从文艺座谈会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从传闻的枪声到时不时抽大麻被抓的娱乐明星......所有这些爆出的,从惊心动魄到意料之中的事件,都颤动出权力激荡的回合效应。你甚至能从它蛛丝马迹的不安中,找到我们身边大大小小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牵连包涵着作为人治社会——权力的脆弱、敏感、自负以及自卑。我们即被告知承蒙它的伟大,又需要随时准备接受袭来的风暴。时代的窗口,指向一个仍旧模糊不清的断折处,历史在那里回旋。并没有人明确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应该抵到的预期,甚至不应该回到的过去。所有的这一切,更像是一股又一股偶然的潮头,相互撮合的意外。而关于集体或者个人的内涵和形式,被轻描淡写地赐予新的解释。


在历史的断折处回旋。为什么说是回旋呢?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们未曾有幸历经或者说真正收获太多激动人心的新文明,却不断重复着许多永无止境的旧灾难。每一次新的节点,变折,都是一次断裂,往前或者退踏。对于以土地为源头的国族来说,土地是文明的谷底和高地,土地衡量着它的一切。这种与生俱来的母体,缺乏海洋的价值,所以在通往现代的历程上,充满种种局限和短制。顶层设计充其量只是一个微观的层面,文化才是文明的终极。因此缺乏基于世界性的文化价值,这种饱含普世观、人和未来的价值,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它所能展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恰恰不是经济和军事能够完成的。又一方面,以群体来说,信仰和人性的坍塌,造成了民间社会的丧失。中国现在有底层社会,但是没有民间社会,有农村,但是没有乡村。民间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应当包含伦理和秩序两个方面。这种系统在当今已经完全丧失。文化和信仰的现状像是在说,前者实际上就是一种前进的屏障,而后者往往对于重复的历史悲剧没有任何抵抗力。


所以国家也好,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集体也好。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一种脆弱的处境当中。它更容易退塌往后,迈向未来的可能性总是远远小于重蹈覆辙的回旋。


当我们谈论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至少在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三十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没有阶层的社会。我们有市民,但是没有中产,有文化工作者,但是没有知识分子,有权贵,但是没有精英;而目前最主流的两大群体,也变得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你说他是工人把,他没有任何完整的工人福利和权利,你说他是农民吧,他一年到头都在城市里迁移,甚至连地都没有。那么这种长期没有主流阶层的社会,会形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价值的空心和模糊化。


我们的群体状态,是一个杂碎无序又扭曲固化的集合体。它没办法扎根,总是浮在表面,所以没办法去形成主流文化,去展现一个集体最核心的东西。


我丝毫不怀疑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实现巨大的繁荣,甚至奇迹。这些,毋庸置疑的,同样被所有人斩钉截铁。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它后退。如何避免暴力的发生(任何原罪必不可取),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以及历史悲剧的重演。因为它的脆弱,时时刻刻的脆弱,对于我们来说,任何坚守的无望都不过时。我比谁都相信,它能成为最好的国家,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我害怕,因为这些脆弱,害怕它在将来的2020年,又重新回到了1959和1967年。你只能推着它,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放过任何微弱的机会,只要不后退,就是幸运。就像是一个孩子,时常面对着情绪不定而狂暴的家长,只能远远的,去躲避着它。


任何时候,对于一个脆弱的集体来说,如何防止它倒退,比试图让它进步更有现实意义。


政治是最大的慈善,政治也是最大的灾难。我个人对于身处的变折时代,时常充满悲观的情绪,毕竟最好的作家,最好的学者,最好的律师,最好的记者,最好诗人,最好的纪录片导演,他们都还被围追堵截,或者身陷囹圄。甚至并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这置身其中的世界,已经够让人绝望了,它粗鄙的、平庸的、娱乐的、物化的,不再无底限后坠,就已然要谢天谢地了。并且毫无耐力,重复写下这些宏大又略显愚蠢的叙述。既然变化,就总会有生机,哪怕它未必是好的。最美好的奢望,莫过于反腐不光是道老套的裂口,还呈现前所未有的契机,带来必然的变革。毕竟要我说,这些所谓的公仆,该捞的,不该捞的钱,已经够多了,给剩下的人留个机会,怎么了?


前所未有的反腐,值得称赞,但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好的序幕,如何在接下来有所作为,才能衡量这个前提是好是坏,是权斗,还是真改革。对于当权者来说,有些时候,需要的,是本能的善念和那么一点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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